当然，人们总爱把顿悟与灵感联系在一起。
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第二段便已经说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是主观的境界，天地万物与人本来是一体，在存在上即原只一体，这种一体是基于气的存在的一体性。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3](P25)。退之谓‘博爱之谓仁，非也。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⑤此文在《论语解》中作赞曰，且唏字作希。北宋的道学发展到南宋前期，仁说处于其中的核心。
他肯定博爱是圣人之心，虽未说博爱是仁，但比起上蔡要平实。程颢、杨时、吕大临、游酢都以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解释仁。CAT每期有固定的演讲主题，皆围绕墨家精神而展开。
艺术本身的灵活性与包容性，是破除学术象牙塔与社会大众间蔽障的一个突破口。最显见的例子，是十年前由张之亮导演、刘德华、范冰冰、吴奇隆主演的电影《墨攻》，以及根据台湾作家温世仁小说改变的动漫《秦时明月》，因其商业模式、影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吸引了诸多观众开始了解墨家、接触墨家，有力扩大了墨学受众人群的基底。当然，也不能误以为国学复兴的重心在于建立文化工业流水线，否则就是本末倒置，重蹈穿格瓦拉衬衫不识格瓦拉精神的覆辙。当下随着国学复兴思潮，墨学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当新儒学遇见当代艺术，破除学术与社会间的蔽障，就成为了可能的事情。或国学学者，谓儒学+当代艺术以及墨学+文化产业，是生硬拼贴搞噱头，对圣学大不敬，很容易流于肤浅。
国学不是学院学者的特权，也不能是一小撮人才懂得学术黑话，否则就是画地为牢。采取谱系形式是为体现当代新儒家大家庭的特色，一方面展现当代新儒家的三代传承关系，另一方面由三代大师的弟子及研究学者撰写生平，再将文字转换为的电脑语言 Unicode（也称万国码，图像中的一连串数字）与学者肖像融合，创作出一幅新的图像。相较过往学院学者局限在读经教育、书院教育和学术研讨的老理路，年轻一代国学工作者开始自觉使用当代艺术、文化创意等新模式、新方法来弘扬国学，开出一番新局面。众所周知的，由于学术象牙塔的封闭，往往使得国学本身高不可攀，非学院人士人难有机会一窥堂奥，极大扼杀了国学的文化活力
但要是不幸碰上了毁灭性的坏东西，却有必要特别提防了，不然自己的存在就会被否定。【摘要】西方主流哲学往往强调趋善胜过避恶，而日常生活中的成功学心态也流露出了类似的片面性倾向。举例来说，无痛症患者由于没法产生痛苦的感受，很难形成防止身体受到伤害的自觉避恶动机，结果在现实中也更容易遭遇致命的危险，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缺少维系生存的强烈趋善意向。但深入分析可以表明，在善恶互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分离性并存对应性关联和悖论性交织中，防止负能量的避恶对于获得正能量的趋善总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前提性意义。
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趋善 避恶 成功学 。三 进一步看，要是嵌入到了善恶之间分离性并存特别是悖论性交织的互动形式之中，避恶取向对于趋善取向的前提性意义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否则，倘若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只是专注于如何达成目的善，却遗忘了防止基本恶的优先性，我们就有可能陷入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一方面成功地达成了可欲的目的善，另一方面又在悖论性交织中遭遇到严重的基本恶，以致实质性地损害了自己的活法。
所以毫不奇怪，成功学的心态往往会在现实中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人们由于受到怂恿只去关注成功之好的目的，却忽视了正当之对的底线，结果在诸善冲突的复杂氛围下没能提防那些与胜利实现的目的善交织在一起的不可接受的基本恶，导致自己的行为在取得圆满成功的同时又陷入了远比失败更严重的不正当之错，最终给自己的活法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成功和失败本来也是人生在世评判各种行为的一对价值标准：一般来说，主体在付出工具善的代价后能够达成目的善的就是成功的行为，否则就是失败的行为。西方主流哲学在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往往流露出某种片面的理论倾向，强调趋善胜过避恶，结果不但生成了成功学的单向度心态，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种种弊端。[2]（P410）换言之，对于人们来说，无论遇到的是锦上添花的好东西，还是无关痛痒的中立物，其实都无需过分操心。说穿了，这也是人们在现实中的趋善行为总是会有代价的根本原因：为了获得某种可欲的好东西，你必须放弃另一种也可欲的好东西（包括工具善），从而付出遭致对应坏东西的代价。无独有偶，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谈到eros（爱欲）的含义时也声称：爱欲所意欲的必定是它缺乏的东西[8]（P240）。
否则，如果人们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亦即为了达成次要善而不惜放弃基本善，就会因为缺失后者的缘故而经历到对应的基本恶，最终让自己的存在遭受实质性损害。本文试图从人性逻辑的角度对此进行一些分析，论证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
结果，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要在行为中趋于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避免匮乏之恶。有鉴于此，即便在习惯性地指认人类行为趋善避恶的双重取向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种将趋善置于避恶之前的说法包含着潜在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效应。
倘若我舍熊掌而取鱼，又会在享有鱼之善的同时遭遇无熊掌之恶。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当与否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最充分地彰显了避恶的前提性意义，为人们从事正当的行为设定了一条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严格底线。
举例来说，在呼吸通畅的时候，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到趋于空气之善。另一方面，成功的行为哪怕实现了目的善，但如果又在悖论性交织中生成了不可接受的坏东西，照样会沦为不正当。有鉴于此，为了克服成功学的心态及其导致的种种弊端，我们应当首先从理论上反思批判西方主流哲学看重趋善而轻视避恶的片面倾向，深入揭示后果论鼓吹正当仅仅单向度地取决于善的严重缺失，充分说明避恶在人性逻辑中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提醒人们无论在从事某个行为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人生整体规划的宏观层面上，都应当自觉确立起防止不可接受之恶对于达成值得意欲之善的优先性地位，尤其是不要一味沉迷于飞黄腾达的成功学，反倒把设定底线的正当论忘得一干二净，结果让自己的存在遭到实质性的否定。就算注意到了目的善与工具善之间的冲突，也主要是凭借工具理性算计它们在量上的大小多少，再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目的，却很少从定性的角度权衡它们对于维系自己存在的轻重主次，并进一步把防止严重的基本恶放在首位。
所以，如果我单向度地专注于趋善的目标，却把避恶的问题抛在脑后，说不定就会在一门心思赚大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遭遇到非对应的患病之恶乃至死亡之恶，从而让我体认到轻视避恶的致命后果。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把达成目的的成功学建立在设定底线的正当论之上，以防止不可接受之恶对于自己存在的实质性否定。
本文不认为这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把它当成了某种有效的解释，并主张我们也应当同时把善理解成恶的缺失，以纠正其中包含的单从善的视角界定恶的片面意向。同时，善与恶在概念上的对应性依赖（没有善也就谈不上恶，反之亦然），同样不足以将二者之间的那条鸿沟填平，因为这种对应性依赖恰恰建立在它们正相反对的价值效应之上：好东西作为正能量总是肯定着人的存在，坏东西作为负能量总是否定着人的存在，所以二者才会在语义上相对而言。
举例来说，我缺失了财富之善，就只是意味着我因此陷入了贫困之恶，却不等于我因此还陷入了死亡之恶或缺德之恶。可是，按照对应性的关联，这种善的缺失恰恰意味着匮乏之恶，以致有需要也就等于陷入了恶。
再加上第三节要讨论的悖论性交织，这三者就构成了善与恶在人类生活中彼此互动的最主要形式，并且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基本的语境。尤其考虑到恶作为负能量的毁灭性效应，我们更没有理由否认避恶在分离性并存中没法被趋善所替代的独立意义了：只有在避免了各种坏东西对于自己存在的否定性损害的前提下，人们努力达成的那些好东西才有可能对于自己的存在产生肯定性的益助。这种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只是推崇善的理式、却避而不提恶的理式那里，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又得到了更集中的表现。可只要稍微觉得有点憋气，他们当下便会产生指向它的想要诉求。
另一方面，某个行为即便能够让人们获得朝思暮想的好东西，但倘若它因此又让人们遭受了基本恶的毁灭性损害，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像赚了大钱，丢了小命的日常案例所见证的那样。对需要一词做点语义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了：人生在世为什么会有需要呢？只能是因为缺少了有益于维系自己存在的好东西。
从防止负能量优先于获得正能量的人性逻辑角度看，这些事件当然足以警示我们：不要为了取得成功，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否则那就不是代价，而会变成致命惩罚。否则，违反了人性逻辑的这一要求，人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对于避恶掉以轻心的缘故，在一味趋善的过程中做出不正当的选择，导致自己的存在受到致命性的否定。
[10]（P134）更有甚者，就连斯宾诺莎也给出过类似的定义：恶是指一切痛苦特别是有碍于我们实现欲求的东西[5]（P130），结果以反讽性的方式承认了人们在意欲的推动下，并非像他曾经声称的那样是直接地趋于善而间接地避免恶，相反倒不如说是为了消解可厌之恶才去达成可欲之善。复次，在《牛津哲学词典》这部收录了2500个词条、号称以英语撰写的当代最全面的哲学工具书里，居然没有evil的条目。
